當前，我國數字經濟在行業增加值、企業數量、就業規模、線上市場配置資源總量等方面，幾乎與傳統經濟并駕齊驅，數字經濟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為了充分釋放數字經濟的發展動能，必須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并重，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而建構良好的契約精神，是推動數字經濟長期規范發展的重要抓手。

數字經濟的制度突破與建構

數字經濟因其特殊的制度性安排，體現了經濟發展的新業態新模式。從微觀企業來看，數字經濟不斷改寫企業組織形式，而組織架構日益扁平化、網絡化、虛擬化，使得企業與市場、生產與流通等方面發生較大變化。從宏觀經濟來看，正是這些制度、體制和機制上的創新，進一步推動著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所有這些制度變化，都可從學理上歸結為制度的突破與建構。

深刻理解數字經濟的制度突破與建構，成為數字經濟規范發展的首要問題。一方面，數字經濟的制度突破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和供需匹配效率。一些平臺企業最大限度地擴展現有的監管規則邊界，并在現存政策之外開辟新的市場空間，由此提高了經濟效率。但也產生一些問題，譬如勞動關系不穩定，有的崗位由正式工變為打零工等現象。另一方面，隨著政府監管的逐步規范，數字經濟制度建構不斷完善。近年來，我國政府部門不斷彌補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制度漏洞和市場失靈問題，在反壟斷、數字營商、數字素養、數據保護等方面，出臺了諸多規范性政策。同時，監管政策涉及的內容或領域越來越細致，逐步涵蓋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

基于契約精神規范數字經濟發展

一個富有契約精神的社會可以較好地協調制度突破與建構的關系，對市場、平臺、企業及個人形成制度約束，從而促進數字經濟長期規范發展。

第一，契約精神有助于應對復雜外界環境。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制度突破，既是其成長力量，也易導致資本無序擴張等問題，這就需要完善制度建構。但現實中，制度的建構不僅要滿足當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還要有足夠的前瞻性，為今后發展預留空間。因此，制度不斷突破的過程，亦是根據發現的新問題不斷調整制度建構，由此出現一個漫長的回應式的動態調整過程。其中存在若干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發現問題時可能已出現的較大社會成本、制度調整所需的時間和政策成本、因對制度預期不穩定而帶來的成本等?？梢?，一個健康有序的制度運行過程，需要良好的契約精神。契約精神可以為制度突破確立底線，為制度建構穩定預期，引導人們的行為遵循社會公序良俗，從而有效減少企業經營模式創新或政府監管政策調整過程中的制度摩擦。

第二，契約精神有助于發揮平臺監管能動性。進入數字時代，平臺自治成為數字經濟監管的重要途徑之一。平臺主體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擁有“準立法、準執法、準司法”等權力，具有較強的主觀能動性。這些平臺為吸引用戶流量，往往會自發制定一些監管規則，從而創造一個良好的商業環境。與政府監管相比，平臺監管手段更多樣化、更有針對性。從法理上看，平臺的自治行為或對入駐企業的監管行為，是基于平臺與利益相關方的一系列契約，當然也包括沒有簽訂但在事實上存在的隱性契約。如果平臺能夠遵守這些契約，并按照契約的實質精神而不僅是字面意思來切實履約，那么制度突破過程中的投機行為就會大大減少，收集和販賣用戶個人信息等行為就會被平臺自覺扼制。

第三，契約精神有助于促進數字企業創新。從契約理論來講，越是知識密集度高、人力資本專用性強、產業鏈中間環節多、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對制度環境越敏感。從現實來看，為維系數字生態系統的創新發展，平臺企業為買賣雙方及供應鏈兩側的利益相關者提供較為便利的交易條件，如信息搜尋和推廣、地理定位、購買支付等在線服務。不同平臺在硬件和軟件的兼容上、用戶在不同平臺的轉換上都涉及互聯互通問題，但由于缺少共識和標準，只能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而雙邊談判又涉及對各方投資成本、權益的計算，但這些關鍵變量往往是可觀察而不可證實的。因此，要確保數字經濟的持續創新投入，需要對利益相關者的“剩余索取權”作出較為明晰的確認和保護，并敦促各方按照契約的“精神實質”來嚴格履約。

此外，信用是市場經濟建構和運作的潤滑劑，也是經濟增長和繁榮的重要保證。當前，消費者的日常消費選擇和模式越來越依賴線上反饋，基于數字經濟的信用評價機制已成為構建社會信用體系的重要內容。而作為信用體系的靈魂，契約精神將助力數字經濟長期規范發展。

切實加強數字經濟契約化管理

第一，加快推出并細化數字經濟規范發展的基礎性制度。隨著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市場主體之間的契約關系越來越明晰，必須加快建構數字經濟規范發展的制度框架，尤其是市場準入、公平競爭審查、公平競爭監管等基礎性制度。探索建立數字經濟時代的新社會契約，通過優化線上營商環境和線上市場體系建設，針對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借助完善平臺傭金收費機制和算法規則等手段，重點在事前作出規范性引導。

第二，以契約關系理念貫通各部門監管實踐。從全局性高度認識數字經濟制度突破與建構過程，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系，避免相關部門在治理不同問題時相互掣肘，形成合力，共同建構低成本、高效率、權責清晰的契約關系。以“監管鏈”形式建立跨部門、跨行業、跨領域的一體化協同監管平臺，實現部門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數據共享，促進各類監管主體協調聯動。

第三，通過政府賦權更好發揮平臺自治作用。政府可賦予平臺一定的監管權力，通過平臺自治及時甄別并懲治入駐企業的違規行為；同時對平臺的監管行為進行監管，對平臺未發現的企業違規行為追究一定的連帶責任，對平臺直接實施的違規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可優先在清退刷分企業、協助稅費征收等方面進行試點，充分發揮平臺自治的主動性。密切監督各行業數字化轉型后所在市場的發展態勢，著力防止頭部企業利用數字平臺擠壓中小企業生存空間的“贏者通吃”現象出現，依法查處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

第四，建立更加合理有序的線上評價系統和信用體系。一方面，提高線上評價的可信度，杜絕刷分和數據操縱行為，讓線上評價成為傳統聲譽機制的有機補充，從而為消費者選擇合適的產品或服務，金融機構開展信貸、擔保、上市等金融服務，政府實施針對性監管，提供扎實的數據支撐和相對真實的信息反饋。另一方面，將各類線上評價系統和信用體系與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等既有信用平臺進行合理對接，以豐富信用數據資源，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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