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朱昌俊

隨著數字經濟發展及消費轉型，新經濟業態拓寬了當下年輕人的靈活就業渠道。數據顯示，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到2億多人，就業形式多樣，覆蓋面廣，不僅解了社會民生的燃眉之急，也激發了市場活力與創造力。同時，專家也建議，相關部門應根據新的經濟發展就業形勢，逐步采取完善政策，加強對新興經濟模式的監督和管理，給這些從業者及消費者“系上安全帶”。

有數據統計，2020年和202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率均超過16%。也就是說，差不多每6個高校畢業生中，就有一人選擇了靈活就業。但是，與靈活就業的規模和發展速度相比，與之配套的社會管理政策的完善，諸如勞動者權益保障、服務規范、消費者權益保障等，還存在著明顯的滯后。這是眼下護航靈活就業健康發展，需要重點關注和解決的一個問題。

談及靈活就業，可能仍有人認為，這只是一部分年輕人在就業壓力之下所采取的“權宜之計”。不可否認，的確會有一些人只是迫于現實的就業壓力而暫時選擇靈活就業。但是，從大的社會就業模式變遷來看，靈活就業規模的擴大，實際是有內在必然性的。比如，相對于傳統“穩定”的用工模式，靈活就業一般更少約束，也更能與個人的興趣愛好相結合，這契合了現代年輕人對于自由和個性的推崇。此外，數字經濟的發展，也大大開辟了靈活就業的空間，一些新經濟模式，也對靈活就業有天然的需求。因此，靈活就業的增加，絕不應該只被看作是就業壓力之下的一種社會“應急”選擇，從根本上說，它是生產力發展和技術進步所必然催生的一種新的就業形態。

建立對靈活就業的準確認知，是推動與之相匹配的社會管理政策加速完善的一個重要前提。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健全勞動法律法規，完善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這是因為，現行的勞動法和社會保障制度等主要是針對傳統就業方式設計，與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實際需求存在明顯的隔閡。像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法律身份，同平臺企業、用戶和第三方外包企業的法律關系以及權利義務等，都尚缺乏明確界定和規范。如有專家就指出，我國現行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均屬于“單位關聯型”，未簽訂勞動合同的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無法參保。這類現實與政策不適配的情形，使得靈活就業群體的權益保障以及相關平臺的用工規范等，都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從另一方面來看，制度規范的滯后，也可能給新場景下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帶來新的問題。如有律師就指出，上門經濟需要服務者進入消費者家里提供服務，如果有不法分子借機進入并實施犯罪行為，消費者可能會受到傷害。此外，消費者還需要考慮上門服務人員的專業技能如何，發生糾紛該如何處理？這些非?，F實的問題到底該如何妥善解決，有待監管部門、平臺等各方共同探索。

當然，現階段與靈活就業配套制度規范的滯后，有一定的客觀原因。畢竟，靈活就業仍處于快速發展的狀態之中，很多新“工種”也未必真正成型，作為一種新事物，跑在了“監管”前面，這實際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既要重視針對靈活就業的大趨勢，及時推動一些與靈活就業發展不符的政策、制度作出調整，并對一些可能出現的突出問題加以防范解決，也要避免盲目的行政干預，以防遏制靈活就業的活力。

總之，靈活就業成為就業新潮流，“放”與“管”都要與時俱進，做到適度、平衡，真正避免出現“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困境。對此，不妨在尊重市場規律和首創精神的基礎上，以“邊走邊看”的態度來推動相關監管政策的逐步完善。

標簽： 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