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進一步照亮了公益慈善事業的航線，以此為依托，一串串有溫度、有力量的數字不斷涌現，大批企業、企業家以捐贈行動踐行企業責任——大額捐贈蔚然成風。

據不完全統計，2023年上半年，額度在1000萬元及以上的企業大額捐贈（含承諾捐贈和物資捐贈）逾百億元，而具體到可查的實際到賬捐贈額則有“縮水”。

(相關資料圖)

易善數據總裁陶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受數據滯后和信息公開程度的影響，據易善數據統計，以當年到賬捐贈額10萬元以上的企業和企業家為數據采集樣本，目前可查的大額捐贈實際到賬總額至少40億元。其中，排在前三檔的分別有廈門盈趣科技（002925）股份有限公司、騰訊、心里程控股集團，另有若干企業捐贈額也達到2億元、1億元，并列第二、第三檔?！?/p>

至少到賬40億元，主要流向高等教育和鄉村振興

在縱觀上半年大額捐贈情況之前，首先需要明晰的是大額捐贈的額度界定和到賬時限問題。

針對前者，陶澤指出，業界對大額捐贈的起步金額并無統一標準，各機構會根據自身需求進行界定，如媒體可能以傳播性為考量，將1000萬元作為基準，易善作為專業的第三方數據平臺，單筆捐贈金額超過10萬元的公開捐贈信息就將被納入易善數據平臺處理范圍。究其本質是相同的，尤其當頭部數據更為集中時，小微數據的偏差并不影響分析和結論。而后者，在數據處理時，若公開資料未特別指出“承諾捐贈”“分批捐贈”“認捐”等，一般默認當年到賬，“同時決策的時間更重要。因此，使用上半年做出捐贈決策、下半年到賬的捐贈案例，來分析上半年的捐贈情況依然適用?！?/p>

基于此，根據可查的當年已到賬企業大額捐贈信息，今年上半年企業實際大額捐贈額至少40億元。

陶澤指出，按當年到賬捐贈金額排序，其中，4月13日，天津大學校友林松華率廈門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廈門春水愛心基金會代表團榮歸母校，捐贈3.13億元人民幣全面支持學校教育發展；4月27日，深圳大學捐贈平臺上線啟動，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捐贈2億元，心里程控股集團捐贈1億元。上述三家企業的捐贈額也暫時位列前三檔。

縱觀上半年大額捐贈資金的流向，鄉村振興和高等教育成為兩大突出領域。

事實上，絕大多數企業在捐贈時目標都較為明確，力爭關照企業自身重點關注的公益領域的同時，積極響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早在脫貧攻堅時期，就有大筆善款涌向農村，而自“鄉村振興”提出以來，無論是大額捐贈方還是受贈方都更愿意用其歸納善款用途。如5月23日，鄂爾多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內蒙古自治區光彩事業基金會，定向捐贈“鄂爾多斯牧區幫扶與鄉村振興專項資金”5000萬元，用于支持鄉村振興；據百事公司6月25日消息，百事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龍嘉德在訪華之際宣布捐贈5000萬元，支持中國社會影響力項目，特別是助力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執行。

同時，鄉村振興領域的“捐贈熱”還與上半年多地舉辦鄉村振興捐贈動員活動有關。記者從公開資料了解，如依托廣東省2023年“6·30”助力鄉村振興活動，產生了多筆投向鄉村振興的大額捐贈，在廣東省豐順縣，廣州凱南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廣州凱源房地產實業有限公司、深圳凱南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捐贈5000萬元等。

“吸金”的高校則是大額捐贈的傳統領域，即便是在整體社會慈善資源增速收窄的疫情時期，也是企業、企業家關注的重中之重。

除了上述列出的當年到賬額前三的捐贈流向高校，還有更多大額捐贈博得喝彩。如5月16日，牧原股份（002714）發布公告稱，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會捐贈1億元，用于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會資助西湖大學或與之相關的公益教育、科研事業的建設與發展等。

另外，校友捐贈更是高校獲得社會大額捐贈的主要來源之一，如2月7日，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校友易德偉、杜斌、王華標攜手嘉必優生物技術（武漢）股份有限公司，向華中師范大學捐贈1200萬元，用于支持學校事業發展和“雙一流”建設。尤其依托校慶等大事件，企業和企業家對高等教育的關注與投入熱情更盛。6月12日，新產業（300832）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向華中師范大學捐贈1億元，用于支持學校人才引進培養、學科建設發展、國際交流合作等領域的發展，據悉，該企業董事長翁先定是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系79級本科校友、華中師范大學校友企業家協會名譽會長。

在鄉村振興和高等教育之外，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大家對環保領域的討論和關注度并不低，但落到捐款時，其優先級仍排在教育、醫療健康、助困等之后，吸金力并不足。

陶澤指出，隨著黨的二十大對碳達峰碳中和等作出部署，企業參與環保的方式更加豐富，大額捐贈不是唯一選擇或首選，越來越多的企業以ESG為抓手，將該理念融入到生產經營活動中，通過企業內部改造以求在“E（環境）”的維度有所作為。

需優化信息公開和專業引導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40億元只是‘冰山一角’?！?/p>

陶澤告訴記者，根據以往數據，我國企業（含企業家）每年大額捐贈到賬額度在能達到700億元以上，以此推算，半年的實際捐贈額應超過350億元。通常來說，當年相對完整的年捐贈總額統計結果要在次年下半年才能得出，而目前受數據滯后和信息公開程度的影響，統計到的到賬數據僅為40多億元，這其中有“一喜一憂”。

“喜”的是，可以預想實際發生的企業大額捐贈遠不止40億元，預計只占到真實發生額的10%—15%?！皯n”的是，我們不難得出公益捐贈的透明度問題仍有待提升這一結論，“如果企業捐贈的透明度有了整體提高，信息能夠及時公開、及時更新，各捐贈方知道目前的善款流向，大家在做大額捐贈決策時也能更加科學，讓寶貴的公益慈善資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p>

而根據企業大額捐贈的額度、流向領域、執行情況等關鍵“指標”，為了下半年及未來企業大額捐贈要想實現兼顧內外利益相關方、達到可持續的更優發展，陶澤認為，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和建議。

首先，企業和企業家參與捐贈的行為值得鼓勵和肯定；其次，捐贈流向、善款的使用都涉及專業，尤其是大額捐贈某種程度上堪比投資，為了充分利用好大額善款、珍惜善心，不同議題、不同領域的專家應積極發聲，分析不同議題的緊迫性、優先級及投入產出比，幫助企業做出更專業更科學的判斷和決策，實現高效捐贈。例如，雖然高等教育是大額捐贈的“吸金石”，但不少研究結果都指出，長遠來看，教育領域投入產出比最高的其實是兒童早期教育，“同樣的錢捐到幼兒園比捐到大學帶來的社會效益更高”。

此外，媒體在整個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例如，每逢發生災害，企業大額捐贈便集中涌現，但做好災情來臨時的應對還不夠，如何做好日常防范風險和應急準備，提升日常救災能力更為重要——這一點已經成為行業共識——然而，少有企業對此進行大額捐贈，以及若把災后大額捐贈款項的一部分用作日常救災能力的建設，捐贈人也未必同意。再者，救災領域的籌款有其自身特點，此前，方德瑞信負責人葉盈就指出，救災領域的籌款有其自身特點，與輿論關注度掛鉤，“輿論影響幾乎是影響災害籌款的決定性因素”，基于以上種種，媒體如何更好地向企業、公眾普及相關捐贈知識、傳播專家觀點，如何在資金流向等方面發揮作用就成為不可忽視的關鍵。

“總之，我們期待更多專家、行家發揮影響力，幫助企業大額捐贈做出更科學的決策，也期待未來有更多多樣化的投入參與進來，支持整個公益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健康發展。對于下半年企業大額捐贈的數據，我們也更有理由持樂觀態度。”陶澤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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